製衣三十載

圖/文：澳門口述歷史協會

時光飛逝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澳門的製衣業已跨越近半個世紀。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，製衣行業逐步邁向萎縮。蔡文蘭在製衣業的鼎盛時期加入，在製衣業的暗淡時期退出，但她仍然對製衣業十分關注，由2004年一直擔任製衣工會的義務秘書至今，為工友們爭取權益。

蔡文蘭

不向貧窮低頭

我叫蔡文蘭，原籍廣東南海，1955年在澳門出生。我家裡共有七兄弟姊妹，兩個哥哥、兩個姐姐和兩個妹妹，我排行第五。我們家在新馬路區附近的租屋住。

記得我在勞工子弟學校就讀小學時，由於家庭經濟不好，我很少參加學校的活動，而每天放學後就從事手工業幫補家計，例如穿珠片……升初中時，我轉到了商訓夜中學。那時我家人對我繼續讀書十分反對，由於家裡兄弟姊妹眾多，我父母認為小學畢業已經足夠，而我的兄長也只完成了小學課程，所以母親希望我也能像他們一樣，早點投身社會幫補家計。但是我還是努力堅持，終於爭取到讀書的權利。我一方面需要賺錢來維持生活，另一方面還需要自付初中學費，所以我早上在製衣廠工作，晚上便到商訓學校，繼續完成初中課程。

蔡文蘭（前排右一）與工友合影留念

當時的商訓中學是一所夜校，每天上課約三個小時，由晚上七時十五分上課至十時下課。學校學生大多數是半工讀的，有些年齡還較大。記得那時我是十多歲，但有些同班同學已有二十多歲，有時如果工廠需要加班趕貨，我們這些員工必須繼續趕貨，就需要向學校請假，但學校並沒有責怪我們。那時在商訓學校讀書的學生，大多都像我這樣，早上做工晚上上學，所以學校和老師們都很諒解我們這些需要做工的學生。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澳門的高中並不多，我初中畢業後便沒有繼續讀下去。但就當時的女生而言，能夠初中畢業已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連小學畢業的人也不多。

後來我也曾修讀過一年的會計及一些電腦課程。2002年，我還報讀了工聯舉辦的大學課程，持續讀了六年與社會學有關的學科。

今年(指訪談當年，2008年)正是我大學畢業的一年。當初我修讀大學課程，是由於進入社會工作後，漸漸了解到自己知識貧乏的一面，希望透過進修來豐富自己，從而萌生出讀大學的念頭。畢竟已放下書本多年，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，但幸好有家人的支持與鼓勵，讓我能一直堅持下來。

製衣三十載

六十年代的澳門，行業種類很少，適合女生的工作更少之又少。那時的澳門女生，大多是投身手工業以及製衣業。我母親和姐姐都加入了製衣業，我也隨之踏入這一行業。

1970年開始，我就在澳門一些小型廠房學習車衣技巧，那時我正在商訓夜校就讀初二。還記得我最初學習車衣的廠房裡，只放置了幾部衣車，規模很小，稱不上是工廠。當時的人工是按照做工的速度，加班的時間以及製造衣服的數量來計算的，我那時還處於學習階段，所以人工相對較少。經過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學習後，我就正式開始投入製衣行業。

蔡文蘭（右二）與工會人員前往工廠參觀交流

我正式投入工作的第一間工廠，是位於黑沙環的萬國製衣廠，其貨品主要在本澳銷售。當時我八點半上班，十二點半便放工回家吃飯，再由兩點正工作至三點半，半個小時休息，四點正再工作，一直工作至七點才下班。以前經常需要加班，通常加班加至八點半，但有時會因不準時落貨而加班加至夜裡三四點。我有些工友因擔任較重要的部門，如包裝部，有時需要通宵加班。

隨後我轉到了德祥工廠，擔任車板工作。就當時而言，我認為車板可算是製衣廠中較為輕鬆的工作，不用加班，而且工作時間較短，故此我持續做了這項工作好幾年。

那時工廠裡的男工相對現在來說多很多，幾乎佔全廠人數的三分之一，而且男工們主要處理一些需要較大力氣的工作，如上領、牛仔褲、埋夾以及上褲頭等。但隨著科技的發展，現在女性也能勝任。

七十年代末，製衣行業人手相當缺乏，很多工廠為了吸納更多的人手，曾實施“介紹費政策”，有很多工廠聲稱，只要介紹工友入廠工作滿一定期限，便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報酬作為介紹費。

到了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期間，由於改革開放，大批內地人來澳工作，製衣工廠聘請了很多內地人。我在這段期間已由車板升為指導員，幾年後，更升為車間主管，月薪由四千增加至六千，而我的工作主要是負責製造衣服的程序以及安排貨品價目等。

在這樣的職位上當然有相當的壓力，幸好有幾位指導員跟隨我工作，協助我分擔和處理部份事務。

2004年，我退出了製衣行業，現已轉行為製衣工會的義務秘書，並擔任現屆工會的副理事長。

投身工會，服務社群

我在七十年代就在朋友的介紹下加入了製衣工會。當時長輩們都認為製衣工會是一個很正派的團體，所以他們都很支持我參加。工廠下班後，很多時候我都會與工友們一齊到工廠當義工，或參與一些工會活動。在工會，我曾擔任約十年的理事長，策劃工會活動，並擔任過一段時期的點心教師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招待酒會，蔡文蘭（右一）與代表合影留念

八十年代，還沒有勞工法保障工人的權益，製衣工人常常與雇主因減薪問題發生爭執，有時甚至會團結起來一起罷工。他們也會到工會尋求幫助，工會便會派代表和員工們一起找雇主討論，為員工們爭取應有的權益。

近幾年，我在擔任工會秘書期間，曾接到一個案例，有位無良雇主以工廠倒閉為由，拖欠了一位看門口老伯三個多月的薪金，但事實上那位雇主已把工廠賣掉，賺取了十多萬元，卻不給老伯薪金。我們也幫不到老伯，眼看雇主帶著金錢逃之夭夭，我們感到十分氣憤。

雖然現在政府已實行了勞工法例保障員工，但仍會有一些無良雇主為了一己私欲而走法律空隙，逃避法律的制裁。因此我希望政府往後能多聆聽工人們的心聲，令他們的權益更得以保障。